姚洋:湖北仍然坚持巩固武汉

外部环境面临压力,中国经济将走向何方?创新是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。中国应该采用哪种创新模式?几天前,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所长姚洋在韩寒说,最大的禁忌是蜂拥创新。”我们应该少搞模式创新,多搞科技创新.” “武汉的传统制造优势不能丧失。支点财经:你对武汉有的直接印象是什么?姚洋:十多年前,我从北京飞到武汉。从天河机场打车到武昌花了我两个小时。 现在从机场打车到光谷只需要40分钟。 这是一个飞跃,足以见证武汉的快速发展。 支点财经:你已经多次提到武汉未来发展潜力巨大。 姚洋:是的 长江中游资源丰富,具有水资源、工业资源和人力资源优势。 除了已经形成规模的珠江三角洲、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,我对以武汉为核心的长江中游地区的发展特别乐观。 武汉是中国现代工业的发源地。 它也是世界上大学生密度最高的城市,这充分表明武汉的确是一个人才中心。 我相信,除了一线沿海城市,武汉将成为中国最好、最大、最强的新兴城市。 支点财经:武汉是“湖北唯一的城市”。有些人对此有一些看法。你如何看待这一现象?姚洋:我认为湖北应该继续坚持把武汉做大做强。 到处开花的城市化道路是不可逾越的,最终将回到推动中小城市发展的大中心城市道路。 小城市的优点是它们没有拥堵,可以让市民生活得更舒适,但缺点是它们不集中。 大城市有强大规模效应的优势,但当然也有劣势。 一个自然的想法是追求一个合适的城市规模。 借鉴瑞士、德国、日本等国家的经验,我们会发现这些国家的城市群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。 在一个城市群中,有大城市、中等城市和小城市。 人口必须集中在大城市,但没有必要担心小城市的衰退。 贸易摩擦对中国经济增长几乎没有影响。支点金融:新常态下经济结构调整的背后发生了什么变化?姚洋:中国需要适应缓慢的增长趋势,因为中国已经告别了出口导向的扩张增长模式。服务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。中国的人口红利也进入了下降期。 首先,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最大变化是告别外向型模式。 外向型发展模式在2014年达到顶峰,然后呈下降趋势。 出口不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驱动力。 因此,贸易摩擦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出口,但我个人认为它不会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产生很大影响。 第二个变化是中国经济正在经历深度工业化进程。 所谓深度工业化,是指工业化持续时间相对较长,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将持续25年左右。 成功的经济体已经高度工业化。 在这些经济体的工业化高峰期,制造业就业可能占总就业的30%以上,制造业增加值可能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%以上。 与此同时,农业比重一直在下降,服务业比重一直在上升。 第三个变化是人口红利的回归。 在过去几年里,总劳动力开始下降。尽管年降幅仍然相对较小,但趋势是明显的。 我想说的是,中国的经济并不特殊。这与美国、日本和韩国的经历相似,但它们更早离开。 支点财经:很多年前,你说过中国经济已经开始了再平衡的过程。 你如何理解“再平衡”?姚洋:过去,中国经济失衡的最大表现是高储蓄率和低消费率。 现在看来,中国已经告别了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,投资和消费之间的关系已经重新平衡。 中国的经济失衡也“不特殊”。日本和韩国分别在1971年和1988年经历了转折点。 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,中国对世界的出口流动性开始下降。 现在,我们的供应方结构改革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。 每个经济体都有高峰期和低谷期。2012-2016年是国内经济增长的低谷期。 最低时期是调整产业结构、淘汰落后产能的最佳时期。 在此期间,我们进行了供应方面的改革,在消除生产能力和库存方面做得更好。低端落后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转移,过剩产能逐渐消化。 然而,在去杠杆化方面,我们还没有实现我们的目标,我们仍然需要继续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。 经济再平衡的另一个变化是收入模式的变化。 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是亚洲发展中国家中最高的。目前,国内一线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年收入达到1万美元,超过泰国和马来西亚。 创新模式:两条腿走路走向支点财经: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是什么?姚洋:我们需要把以前的外延生长转变为内生生长,这是高质量发展的前提。 过去,我们的对外贸易需求是由别人提供的。现在我们必须创造自己的内部需求。 支点财经: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在哪里?姚洋:我个人认为核心应该是制造业,这也是武汉的优势。 我想告诉你,我们必须适应中低增长,但是武汉发展得非常快。 就全国而言,这种中低速增长并不是坏事。我们可以冷静下来,追求高质量的发展。 支点财经: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?姚洋:高质量发展需要创新 然而,要走什么样的创新之路需要我们面对现实。 我个人的看法是:从0到1应该创新,从1到n也应该注意创新。 你为什么这么说?我们看到从0到1的创新非常昂贵。 我们常说苹果在美国的创新是从0到1的颠覆性创新。 美国经济通过从0到1的创新实现了持续增长。主要增长集中在西海岸和东海岸。此外,中部地区一些创新能力强的城市在该地区其他地方几乎没有发展。 与美国相比,德国和日本从1到n有更多的创新模式 例如,德国默克凯嘉专注于液晶的研发和生产。世界上75%的液晶产自默克kgaa。然而,它从未扩展到行业的两端,只在液晶领域达到极致。 我们有0到1个适合创新的地方。深圳、杭州和苏州都有潜力成为世界创新中心,走向世界科技前沿。 但是从1到n,大多数地方仍然适合创新 我的家乡是江西的一个中等发达的县。近年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迅速,主要依赖于两个行业:行李和灯具 这些行业不仅创造了高额利润,还提供了许多就业机会。 创新必须正视自己的历史和地理。创新的最好方法是一步步把事情做好。 支点财经:你在演讲中预测“新生力量”将把汽车作为下一个失败的出口。 姚洋:我认为中国最忌讳的是大量创新 我们应该少搞模式创新,多搞科技创新。 不久前,每个人都有“网络焦虑”,认为企业如果不接触互联网就会死亡。 因此,每个人都蜂拥而至寻找风口。 为了找到风口,许多商人损失了很多钱。 我大胆预测,新的力量将把汽车制造成很有可能失败的风口。 武汉被称为“中国汽车之都” 我认为从1到n的创新非常适合武汉的汽车工业 有些人将企业家分为两类:套利企业家和创新企业家 套利企业家专注于模型创新,这并不是说没用,但它不是推动技术进步的最重要力量。 我们需要更多的是真正的创新企业家,他们开发领先的硬技术,以便走在世界的前列。 支点财经:你认为中国经济最担心的不是创新,而是老龄化和未来国际格局的不确定性。 姚洋:是的 我相信中国在创新方面取得突破只是时间问题。 科学创新取决于两件事:人才和资金,我们现在都不缺乏。 以日本为例。20世纪90年代,日本制定了一个宏伟的计划,在本世纪上半叶为30名科学家赢得诺贝尔奖。到去年,日本已经超过了17名科学家的逐步目标。 与创新相比,我更担心另外两个挑战,即人口老龄化和国际格局的不确定性。 衰老实际上是一只“灰犀牛”,也就是说,是一个概率很高的风险事件。 老龄化的趋势不可阻挡。即使现在生育率完全放开,人口结构仍将继续老化。 15年后,中国老年人口(65岁以上)的比例将超过总人口的20%,达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的水平,而日本当时的人均收入水平已经达到美国的80%-90%。15年后,中国的人均收入预计只有美国的40%左右。中国在变富之前确实会变老。 中国经济在过去40年中的快速增长主要归功于稳定和相对友好的国际环境。 但是现在,外部环境是不确定的 支点财经:你认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如何?姚洋: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,中国经济进入了深度调整时期。 早年,我们在创新方面走了一些弯路。 现在有人建议,高质量的发展是重新关注实体经济,特别是制造业,这是一个非常及时的决定。 即使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3.7%,中国实现成为现代强国的梦想也没有问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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